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认真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那么我们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一个事实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经济上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开始在文化上进行反思。同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也增强了人们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重视，开始认真地去思考应该如何对待它们，所以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文化的寻根意识。
在文化趋同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文化寻根意识，这并不奇怪。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越具有民族性的文化，它就越具有世界意义。我们打造的很多文化产品，应该更多地具有中国的民族性，这样拿到世界上去，人家才会承认你。
如果你打造出来的文化产品，跟流行艺术一样，人家还看它干什么呢，看他自己的就可以了。所以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在酝酿怎么样来保护文化遗产的问题，特别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但是一定要记住保护遗产并不是要你去把它变成跟现代流行的文化一样的形式，而是要求你去保护它本来所具有的那种民族的特色，让它呈现出它的世界意义来。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在做这些事之前，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的话，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
很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尽管我们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所以我觉得树立我们的文化主体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以传统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让他们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也好，什么也好，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如果你把这种样式变成现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都能够欣赏的，那也就失去了这种样式的意义。所以这个问题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又涉及到现代化是不是一个西化的问题，传统跟现代是不是截然对立的问题。是不是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要割断传统？是不是像现在很多人认为的那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文化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一个包袱？我想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个民族要真正走向现代化，都只有根植于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才行！
刚才我提到梁启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去欧洲考察，回来写了一部《欧游心影录》的小册子，反思对西方的看法。实际上，他当时还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叫做《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他为什么会写这篇文章呢？因为当时土耳其一心一意地想脱离亚洲跻身于欧洲。土耳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总统叫做凯末尔。他当时就用他的权力全面地来推行土耳其的西化，或者说是欧化，要彻底地摆脱原来它作为伊斯兰国家、亚洲国家的背景。因为土耳其确实也比较孤单，它地处欧、亚、非三洲交界的地方，一直面临着是走欧洲的道路，还是走亚洲的道路的问题，就像蒙古一样。我九十年代初曾经到蒙古去了一次，见了他们国家的宗教局长。他当时就跟我们讲，蒙古很想回到亚洲，因为蒙古毕竟还是在亚洲，继承的是亚洲的文化传统啊。
而土耳其在二十年代的时候，想的就是要走向西方、要西化，所以它彻底地改变了，无论是在政治制度上、思想观念上，还是在生活形式上，都彻底地改变了。比如，我们知道###的妇女出门都要蒙一个头巾，但土耳其就取消了这个要求。到后来，它甚至取消了土耳其一直用的阿拉伯文字，而改用西方的文字。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它推广以后，彻底地改变了一代人。这一改革，实际上是中断了自己的历史传统，因为年轻的一代不能读传统的典籍了，读不了，阿拉伯文不认识了。就像现在在中国，我们要找出能够很顺利、很精确地读古书的人，不容易，在全中国能够找出多少来？不多了。
我刚才讲文化是历史的载体，语言文字又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八十年代初期，欧洲着急什么呢？着急他们的语言文字里掺杂进去了许多的英语、美式英语，所以西班牙当时就提出要纯洁语言。这个问题在日本是最严重的，日本语汇中外来语很多，而外来语的变化又迅速得很。日本的很多学者就常常跟我讲，他们如果出去待个一两年，不接触国内的文献，回去以后很多书就看不懂了。
中国一直以来是非常重视历史的。近代有一位很著名的学者，叫龚自珍，他就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常常引用这句话。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的时候，从中总结出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
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没有了。
而所谓的“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自己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而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本国文字和本国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我们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认同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心里面，一天到晚想的都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文化，你说一定要让他爱国，有的时候是很难为他的，他没有认同感啊！所以爱国的基础是建立在对于本国文化的认同上，当然我们也可以讲是对本国历史的认同，对于历史的认同也就是对于文化的认同。
我记得好像是前年吧，不是也有很多人提出来要保卫汉语的纯洁性吗？当然，我觉得我们汉语虽然有问题，但还不至于到土耳其那样的状况，也不至于像韩国。韩国，还有朝鲜，它们自己的民族情绪很高，所以就废除汉字，不让用汉字，害得现在韩国和朝鲜的年轻人读不了古代的文献，这不就是割断历史吗？所以九十年代的时候，韩国发生了一次包括朝野各界的激烈讨论，就是讨论汉字的问题。汉字是不是应该保留？是不是应该在小学、中学里教孩子们认汉字？其实，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传承的问题。
土耳其一心要挤入欧洲，成功了吗？没有。实际上，西方国家和西方人从来没有把土耳其看成一个西方国家。土耳其大概是在1952年成为了北约的一个成员，后来它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能够挤进去。而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以后，许多欧洲的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原来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很快就被欧盟吸收了。可土耳其努力了几十年，人家还是没有接纳它。
实际上，土耳其成了一个“人格”撕裂的国家。它形式上要走向西方，内心却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形成了一种“人格”的撕裂。
这种情况在中国有没有呢？其实也有。我常常讲，中国近代许多人的人格是双重性的。刚才我提到的吴虞，他被胡适称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他批判传统的文化、儒家思想，是批判得非常成功的。但是这个人的性格有两重性，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看他的日记（已经出版了），从他的日记里就能看到，他实际上一方面要反叛，要打倒孔家店，另一方面内心又觉得很空虚，打倒孔家店以后怎么办？要找到东西来填补啊。完全用西方的文化来填补，他又觉得接受不了。怎么办呢？信佛吧。所以他在书斋里面布置了一个小佛堂。这当然还只是一方面了。另外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他也很矛盾，虽然批判传统文化，但他自己还要讨小老婆；虽然批判国家的专制、家长的专制，但他的女儿要自由恋爱，要结婚，不行！必须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矛盾啊！
再拿鲁迅来讲吧，他是近代的一面旗帜，是对传统批判得最激烈的一面旗帜，但是他的内心也一样啊，中国传统的孝道，他还是非常遵守的。所以他母亲做八十大寿的时候，他出资刻了《百喻经》。
又比如，胡适先生可以说是先进的吧，但他就娶了一个小脚女人做他的老婆！为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违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的人实际上都有两面性。
土耳其实际上也是这样，表面上是彻底西化，内心其实有强烈的伊斯兰文化底蕴，所以不行啊。但当它想回到亚洲时，亚洲这边的人也害怕啊。1955年万隆会议的时候，土耳其要回来，却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集体谴责。特别是伊斯兰世界把它看成是亵渎了神的国家，坚决拒绝它。所以把它弄得里外不是人，很可怜。这就像《庄子》里“邯郸学步”的寓言说的那样，学了半年回来，那边的没学好，自己原来走路的方法也给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