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内需不足，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农民的消费水平低。如果国内农民的消费水平达到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的GDP就会翻一倍以上。另一个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村是这样，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实生活中有消费能力的人消费欲望欠缺，而有消费欲望的人却消费力不足。这些问题的根源多是制度性的，要增加国民收入水平得从重大制度改变入手。
首先，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得从制度改革角度改变当前的城乡二元结构，让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别看从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城市化率达到了47%以上，但是实际上，如果不彻底地改革现行的户口管理制度，让进入城市的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让中国农民能够自由流动，那这种城市化率只是数字上的统计，实际上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与真正的城市居民生活仍相差很远。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入城市不仅不能有尊严地过上城市生活，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无法提高。要让中国城市化成为真正的城市化而不是假城市化，就得全面取消当前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户口管理制度，得对土地制度进行改变。没有这两个前提条件，要让中国农民进入城市，要通过城市化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不容易的。
其次，这些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这里既有初次分配方面的原因也有再分配方面的原因。但最大的问题是制度性的政府权力对社会资源、对收入分配占绝对主导地位。这种制度性安排，一方面让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比重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政府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则越来越高；另一方面，让靠近权力者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形式或合法或寻租），政府权力成了财富收入分配的最主要工具。因此，要增加绝大多数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得进一步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能。这个问题不解决，希望让居民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是不可能的。
第三，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及落脚点就在于保障及改善民生，就在于让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分享到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这应该既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宗旨，也是和谐社会得以确立的基点。但这个原则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来体现，不仅仅在于提高最低工资收入标准，也不仅在于建立正常健全工资增长机制，而是在于如何让每个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
还有，民生问题涉及社会成员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它是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整体，要动态测评调整政策。比如说，早几年的一些房地产行业的做法，让住房成了少数人投机赚钱的工具，把中国的住房价格炒上了天。
这不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性，影响到中国的金融安全及经济协调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到绝大多数居民最基本的居住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不仅无法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反成了收入财富被严重掠夺的受害者。因此，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分享经济发展之成果，不仅仅在于其名义工资的增加，更重要的还在于基本的民生消费品价格是否回归理性。这些都与当前中国的制度安排有关。
总之，增加国民收入，并让国民收入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最重要的是要让全体居民分享到经济发展之成果，让每一个居民都有根据其潜能发展之机会，而这些都需要坚定地改革，否则要达其目标是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