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向阳:中国企业面临全球需求疲弱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中国企业面临两大挑战，这一点，应该说得到了广泛共识。第一个挑战，就是后危机时代全球总需求增速的放慢，这是一个基本的大趋势，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模式和整个企业的发展战略。


　第二个挑战，就是面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的减排规则，现在虽然还没有完全确定，但是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一旦这个规则制定下来，我们整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包括企业的经营战略都必须作出重大的调整。在这里面，对我们冲击最大的，就行业而言就是重化工业，而重化工业里，我个人感觉钢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因为不论是降低能耗还是降低减排成本，钢铁行业在世界各国，包括在发达国家都是关注的重点。


　刚才我听到何总介绍，我觉得咱们的发展战略，跟我原来想谈的思路非常吻合，首先是国际化的技术创新，因为从你们的公司——首钢国际工程公司这个名字上就能看出，要有国际化的创新。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总需求的放慢，增长方式面临调整。在危机之前的20年，全球总需求增长是高速的，是非常快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人靠借贷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所以有人说，那时是美国人消费，中国人生产。后危机时代美国要调整他们的储蓄及消费模式，这个已经不再是说说而已，而是切切实实的已经开始行动了。在金融危机以前，美国的储蓄率不到1%，而现在的最新统计，截止到今年7月份已经上升到6.4%了，也就是在两年时间里，整个私人储蓄率提高了5个多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呢？曾经有一家权威的美国机构做过评估，美国私人储蓄率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总需求减少一千亿，这5个百分点的作用我们可想而知。


　所以美国这种储蓄率的提高，对美国总需求增速的放缓是毫无疑问的。包括日本和欧洲都存在这种情况——找不到需求的增长点。


　总之一句话，在金融危机之前，虽然也有全球经济失衡的现象；但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进入了一个更加失衡的市场，美国人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从客观上来说，包括中国在一段时间里头，要填补美国人留下的巨大的消费需求缺口，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所以，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市场；谁能够创造出新的需求，谁就能在全球经济中处在一个主动地位，谁处在一个竞争优势的地位，谁就能发展。与这种全球性总需求放慢相适应，像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作为第一号大国，出口要翻一番，那么，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会非常非常的激烈。美国要翻一番，他们靠什么？那就是今后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面要更多的、单方面的包括对中国的贸易施加压力，通过这种方式，它才能上去。


　因此，在全球总需求增速放慢，全球的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做出调整。


　从现在来看，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具有前瞻性的战略选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需求结构、产业结构与投入要素结构的三大转变。其中首要的就是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变，即从原来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逐渐转向以消费、投资和出口的协同拉动。由于钢铁工业的高速增长，在几年前我们的钢铁还是进口，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面对全球这种总需求增速放慢的趋势，钢铁行业将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除了扩大国内需求之外，一个基本出路就是“走出去”。从全球角度来说，“走出去”实际上也有一定的需求。这就是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要完成其工业化进程，需要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


　因而，钢铁行业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其中亚洲、非洲与拉美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和加速阶段。我看到何总刚才介绍，我们从去年已经进入到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以及拉美的巴西等。今年上半年我去参加“金砖四国”学术峰会了解到，我们的铁路建设公司已经开始在巴西承接他们的铁路建设。那么相应地对钢铁的后续需求就会跟上去。


　如果中国的重化工业能够直接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对于解决中国后危机时代的产能过剩，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出路。


　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重点所在，因为近年来他们的经济高速发展，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需求阶层，即中产阶级。不久前，亚行发布了一个报告，分析了全球中产阶级的兴起，其中增速最快的就是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产阶级的形成，将会形成对中国的投资和产品的巨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