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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王岳川:中国的声音太微弱

2010-12-14 12:05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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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尊重自己的文化吗?
    今年4月份我去美国作讲演,在台上放了张我临的《兰亭序》的PPT,在讲的过程中居然有很多的学生来听,超过了原来人数的三倍。最有意思的是,在斯坦福大学,校长还专门请我参观他们学校正在举办的一次外国人写的中国书法展。我逐渐感到,我的讲演还不如我带去的文房四宝有吸引力。西方人一直认为中国就是军事崛起,就是经济崛起,他们一直不觉得中国文化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每次讲完了以后,一定要展开宣纸,现场写书法。因为我们如果不从技术上加以说明,仅靠一点理论阐述是不行的。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正在让西方产生兴趣。我就在想,在远隔万里之外,当人家对中国文化、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时,我们的孩子在忙什么呢?现在很多同学早就把著名学者李泽厚忘记了,当成李泽楷了。

    我的一个博士现在在美国教学,教了四年,前不久给我打了个越洋电话,问我:“老师,您赶紧告诉我,什么是床?”他说今天他们这个博士班讨论的话题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床”。抬头直接往正上方看,就看见明月了,很奇怪呀,床是露天的?因此,问我什么是床。”我说,“床”就是李白所处的唐朝的一种家具,说白了,就是一个小板凳加小靠背,所以“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里的“床”也就是指这个。一个美国的博士班讨论中国唐代的诗,能这么细微,可见,他们对我们的文化既有兴趣又尊重。

    反过来,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尊重吗?举个例子来说,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做了很多好事,但又不是全部都正确。北大首先要反省的是一个四川人提出打倒孔家店,在北京大学集体抗议,然后,三十年代出现了疑古派,从此对中国先秦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些人认为先秦的孔子撒谎,老子是不存在,认为很多的先秦古籍都是伪作。然后,到了“文革”时期,打倒孔家店,变成了打倒孔老二,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我提两点,大家可能不知道,北大的红卫兵在1966年底、1967年初,听了江青及其他一些人的教唆,拿着锄头赶赴山东曲阜,居然把孔子的坟给挖了。挖了以后,本地孔子的后世人敢怒不敢言。最近香港想拍一部有关孔子的片,请我做他们的顾问,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孔墓里边还有没有孔子?”我说:“当然没有。”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国,四千八百万人,听说这个消息以后,他们发话说你们不要我们要,于是他们喊出了“孔子是我们韩国人!”接着,中国人不干了。韩国人说,你都掘了祖坟了,都打倒孔家店了,还把人家祖祖孙孙的七十多代孙子都挖了,我们难道不可以把他们的孤魂野鬼收回来?到后来甚至是“姜太公钓鱼”的姜太公也变成了他们的了,中秋节、端午节,他们都要。我相信这些文化不是中国的孩子不要,而是我们不够重视,因此,我呼吁我们的学校,不要光顾着过圣诞节、复活节,也要过下咱们的几大节日吧。
    中国需要“半盘西化”
    胡适提出的“全盘西化”,我认为有问题,应该是“半盘西化”。

    比如说,科技一体化的问题。并不能百分之百的一体化,会出现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在海外翻译“诺贝尔奖”,一般译为“炸药奖”,因为诺贝尔造的炸药使“一战”、“二战”死了二千多万人。诺贝尔满屋的黄金、钞票,敢用吗?他跟一个挚亲好友说,他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都会发现有两千多万双眼睛盯着他,两千多万个孤魂野鬼在他上头飘呀飘,所以他决定捐出全部的钱,设立诺贝尔奖。我们今天中国人朝思暮想获得诺贝尔奖,却忘了它是个反省自己的结果。

    还有,关于制度的并轨问题。教育制度、人权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并轨,我认为不能完全照搬。起码人权制度中西就有差异。美国著名的思想家萨缪尔·亨廷顿说了两句话,中国人听懂了第一句,忘掉了第二句。第一句是:20世纪末期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说得很准,打完了伊拉克,现在马上就要收拾伊朗了。但是他的第二句话中国人没听懂,就是:21世纪上半纪前五十年,整个世界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中国过去号称是朋友满世界,可今天坦桑尼亚何在?罗马尼亚何在?

    又比如说,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提出废除汉字,提出来之后影响的第一个人就是鲁迅。在接受废除汉字思想之前,鲁迅说中国的文字有三美“形美、意美、音美”,所以鲁迅的书法写得非常好,但接受了这个思想之后,他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中国的汉字是中国文化中最后一个毒瘤,欲除之而后快。废除汉字的最终目的是汉字的拼音化、拉丁化。蒋介石在三十年代开始实行。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组织三次汉字简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废除汉字。后来,幸亏出现了王选,如果没有他发明了汉字输入法,我们今天也许处在这样的情景中:远看是英文,近看是法文,拿到手上是拼音!这绝非戏谈。

   “全盘西化”不可取。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文化没有被西方真正了解,以致于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很可怕。
    中西的翻译“逆差”为一百比一
     我曾经做了个社会调查:鲁迅提出文化拿来以后,“五四”到现在九十年,我们拿来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英法德意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我去北大图书馆查了几个月,最后查出,一百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翻译了十万六千八百册西方书籍。

    后来,我又反过来去做另一个社会调查:我们中国二十世纪的书包括古代的书被西方翻译了多少?1900年到2000年只有八百多套。这数字是否准确?新闻出版署做了个调查,结果是:100比1,正好和我的数字相同的。

    我去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去了他们的书店和图书馆,发现中国在海外的书主要是关于八卦、算命,还有一些看风水的、烹调的等,给老外的感觉就是中国没有经史子集,没有哲学,没有思想,也没有琴棋书画。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德国学者,一个美学家来讲课。他发现中国的学生很了不起,他说起哈贝马斯很多人都了解,又说起康德、席勒、黑格尔、海德格尔甚至贝多芬大家都如数家珍。还有很多德语系的用德文在和他们交谈,他觉得很好,很爽。有一个中国的博士觉得不太舒服就举起了手,问这位教授:“你对鲁迅怎么看?”这个教授用清晰的语言问他旁边的翻译说:鲁迅是什么地方?不知道鲁迅是一个人、什么东西、什么地方?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脊梁”都不被其他人认识,而我们却知道西方那么多东西?
    中国连一个文化学术名词都没喊出来

    中国的崛起,创新非常重要。我专门做过了一个调查,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的呢?一个外国人写了一本书,这本书统计从公元元年到公元一千年,中国的GDP占全人类的25%。公元一千年到公元一千五百年占23%。在1820年的时候,中国的GDP 第一次输给欧洲,但大家知道吗?中国那时正好处在康乾盛世,正好是清朝。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很多人把目光凝聚到中国身上,那么中国该何去何从?最近有消息报道,高盛公司预计在2027年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的GDP,变成世界第一。我想问的是,我们创造了什么?我在中外艺术协会主席团会议上,面对十七个主席和副主席,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请在座的专家的专家、博导的博导想一想中国在二十世纪在文学和美学上创造了怎样的新概念?大家说“话语”,我说对不起,那是福柯的。后来终于有一位想起来,说,我们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有高大全,我说对不起那是俄西影响中国的。一个十三亿人的民族,从业人员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不下于五万人。我们一个世纪连一个名词概念都创造不出来,不觉得很可悲么?

    我认为中国的声音太微弱,中国的声音微弱的原因不仅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的声音过分的虚无化,问题在于我们的青年有没有重新认识中国文化,有没有一日三省吾身,好好反省前人的文化遗产,有没有像那些美国人的眼睛去发现了新的东西。这样我们才可以把中国人的声音变成一种真正的新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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