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当前世界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两种主张趋向博弈的产物，是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产物。
各种文明都要走向世界，自古已然。那时不同文明的对话，只是局部的、线性的、自发的，主要的形式是贸易、传教和战争。工业革命以后，各种文明走向世界的力度加大了。例如18、19世纪欧洲自视为世界中心，所谓的“殖民运动”夹裹着基督福音向世界各地强行播撒和渗透。延至20世纪，美国接替了欧洲“世界中心”的角色，继续推进世界文明的一元化。200多年来，弱势国家和地区只能不自愿地、被迫地承受着自己传统被扼杀、鄙弃、遗忘的残酷现实。
当然，文明一元化实施强大压力的同时，也自然孕育并激发出坚持传统、抵制文明移植的巨大力量。从上个世纪末起，一元化的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被文明多元化的呼声减速了。迄今，人类文明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博弈还在激烈地进行，但是已经不再是东西之争、强弱之争，而是垄断资本和人类良知之争、政客和学界之争、正确和谬误之争。
人类的文明从其发生之时起，就是多元的；多元之间的接触、碰撞、妥协和相互吸收是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是各种文明进步的巨大动力——多元是文明自身的天性。人民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文明多元化最有力的推动者，是历史的主人。只要真正渴望人类和谐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世界一定会有不同文明和谐共存共荣的一天。
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是人类和平幸福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足条件。在今天，不同文明间的对话是人类良知、人性之善的体现，而妄自尊大、以我为准、君临天下、排除异类，从其本质上看则是人性之恶的体现；唤醒人类古老的愿望和睿智、解剖当下、尽力运用人类幸福和平的必要条件以强有力地遏制乃至消除邪恶，为人类幸福与和平准备充足条件，则是进行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职责。
工业化极大地扩大了人类的视野，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便利和质量。但是它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人群与人群的对立，人身与人心的对立，现在与未来的对立，现象与本质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对立浓缩在这样两个很少有人思考、却极为现实的问题中：什么是幸福？人类将走向什么样的终点？
现实中的种种对立，在生活中就体现为科技发展的加速度、追求财富的欲望之不可遏止与人的心灵需要一定的沉静和信仰、人类不仅需要物质更需要自我认识的精神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所引起的认知个体和群体精神的迷茫、仇恨的莫名、社会的断裂、危机的频发，已经向人类显示了可怕的未来。因此，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应该只是被文明一元化所折磨的弱势国家、民族、地区和社群的需要，其实也是发达国家、霸权者、富豪和强势群体的内在需求，虽然他（它）们未必真正认识到了这一点。获得不同文明对话之益的，将是整个人类。这正是中华文明中天下为一体的理念所早已反复论证并为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