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韩震
凡有人类的地方，就有华人的足迹。可以说，华侨华人遍及天涯海角。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华人约3500~4000万人，他们散居在全球不同的地方，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就是中国人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即使出生在其他国家的华裔，生活习惯与国内的同胞有很大差异，语言交流也出现障碍，但他们仍然有族群认同的潜意识。例如，尊重家庭价值、崇敬祖先、重视子女教育、倡导和谐宽容，等等。
我在另外一篇研究华侨华人文化认同问题的文章中已经说过，越是在文化有差异、处于流变过程以及发生断裂的地方，就越是会出现文化认同意识的自觉。由于华侨和海外华人的特殊生存境遇，在他们的身上文化认同就更容易成为一个问题。“文化认同是寻求某种文化的一致性或同一性，但由于它缘起于文化的差异、流变和断裂，因而其进程、形态和内容都是复杂而多重的。文化认同是一种建立在分化、差异（甚至对立）基础上的选择过程，因此这种认同并不是对单纯的或只有单一色调的形象的叙述，而是对复杂的或各种颜色相互浸染的图景的叙述。”与生活在国内的同胞相比，华侨和海外华人恰恰身处文化差异和文化交融的环境，他们经历急剧的文化流变进程，直面文化的断层和交叠，因而对自己的生存身份和文化认同就更加敏感。
在本文，我主要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华侨华人文化认同的特点：全球化进程改变了华侨的生存状态，从而对他们的生存身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他们的身份归属和文化认同带来了新的特点。
德国学者约恩·吕森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不同传统与文明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文化交流中日益增长的密切联系对历史思想构成挑战。而正是在历史中，人们才得以阐述、表达和讨论他们的认同，他们之间的归属感和共性，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的不同。全球化进程使传统的历史认同直面飞速变化的生活环境，要在不同民族的生活领域之间做出传统的区分已变得十分困难。文化生活中的混合现象与普遍化因素，正如互联网和某些重要的文化产业部门所表现的那样，需要我们重新界定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自我与身处其他文化的他者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了自己的身份。”显然，按照吕森的说法，全球化进程推进或加深了人们的文化归属感的危机，强化了人们的文化认同意识。我同意这一基本判断。
尽管全球化进程自所谓发现新大陆以来就开始了，可是，这个进程在最近20年明显加速，并且成为人们竞相讨论的课题。在冷战结束之后，借助通讯和信息技术的革命和全球贸易，人类社会进入了“全球化时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曾经指出：“全球化可定义为世界范围的相互依赖网络。全球化不是新现象，也不仅仅是经济现象。市场扩大并将人们联结起来，环境、军事、社会和政治相互依赖都有所增强。”然而，除了经济、政治、军事和环境之外，全球化还使各种民族文化相遇，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侧面。
全球化使人们的时空感和文化认同及归属感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陈有志指出：“全球化是一种集中市场生产下的空间决定，所扩及我们的知觉关系，产生一层新经验的给予。”这种新经验往往表现为多重的身份体验，使原来相对单一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产生动摇。“全球化知觉已隐占一种文化的意识型态及微支配的伦理问题。另在，现代国家权力，除了来自内部产生竞争力的扩大外，更需致力全球离散社群的脱序规范。交织在多重意识及身份同认，由离散及交叉外部全球性关系的合理化，更会更多的挪用单一化地球全貌流动，作为合法权力的法理基础。”显然，如果说国家权力的行使不能不考虑全球化带来的影响，那么作为文化存在的人，特别是作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和海外华人，其文化认同和身份归属感必然也会感受带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首先，全球化进程使各国相互之间的移民越来越多，这使华人侨居或移民国外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过去，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一般是为了逃难，如躲避战乱或灾荒，逃避政治迫害，争取更好的生活条件；现在，华人侨居或移民海外往往是因为正常的经济交流、贸易活动和技术移民，等等。因此，由于进入科技和主流商务，与以往相比，华侨华人文化认同更多的不是乡愁，而是四海建功立业的自豪。
